我从小就非典型性晕车，其特点是：无论怎样的颠簸我都没反应，但是对于柴油汽油的味道极度恶心。我爹十八岁开始给单位作司机，到现在有三十多年的驾龄，有一个晕车的儿子，是一件非常讽刺和羞辱的事情。对此我爹的应对是，在我上学的任何间期，一定要开车带我出差。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在上中学之前，基本上到过了中国东侧的每一个省份和重点城市；这样做的坏处是，现在我终于成为一个典型性的晕车患者，而且严重到都不再需要任何机动车辆和可燃液体的参与，玩极品飞车十分钟就天旋地转。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为了培养我们的速记能力，布置了一项很主旋律的功课，就是每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要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所有出现的新闻标题都记下来，然后第二天再随着家庭作业一起上交。所以在我童年记忆中，有很大部分都是周而复始的“XX会见XX国领导人”或者“全国人民喜迎XX节日”，有无数的形态各异的农民叔叔跳出来讲述自己的美好生活。为了突出自己功课的认真，我班里有个女同学还要在每天都记上播报新闻的演员的名单，这个方式后来在班上非常流行，每一本记录本上面都是充满了罗京，李瑞英，邢质斌这些义正词严的名字。而我终极目标是，当七点半新闻结束时，会有一段急速飞过的编导灯光摄像之类的名单，我的整个五年级都在积极投入的努力着把它们都记下来。这个经历教育了我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有时候，一个让我生理上都恶心的事物，也会给我带了无穷有趣的记忆。

我从小到大搬了许多次家，大体的方向是：从城市当时最繁华的街区，搬到城市边角很荒凉的地方，亲眼看着它慢慢发展，成为整个城市的最然繁华的地段；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赶赴下一片未开发的土地。这使我一度怀疑我们家和市规划局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

改变我人生观的一天是两千零一年的九月十一日，就是改变了许多美国人人生观的那一天。我的经历是，听说了地球另一侧的新闻后，我们班上特别允许打开电视组织围观。我看到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人影从几十层着火的大厦中跳下来，旁边配合的，是整个学校欢天喜地的喝彩声。我一直在猜测，这个奇怪场景给我的感受，是不是和那个叫做周树人的留学生当年在日本看到那个有名的片段时感到刺激是一样的。

少年时代一直烦恼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忍者神龟的四小强腰带上的字母，为什么大都和他们的名字对不起来。米开朗基罗是M，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拉斐尔是R呢，爱因斯坦是D呢，达芬奇是L呢。在一个没有网络没有谷歌的年代，我几乎走遍了所有文化市场的书报摊，各种不同规模的书店，终于在一本线条粗犷的原版漫画中得到了答案：拉斐尔是因为R For   Raphael，爱因斯坦的真名其实是多拉太罗，而达芬奇按照国外人的习惯，都叫做莱昂纳多。

我曾经给我弟弟做过一副足球棋。这幅棋非常的精巧：棋盘是我在废弃地毯上剪下来的一块绿色部分，中间划分成许多个小格子；棋子是军棋子上面粘上的立体小人剪纸，人的形象都是原来各种的足球明星的贴画；在棋盘两端，是我用铁丝弯成的两个足球球门，中间还缝着纱窗上剪下来的球网。玩的时候两人对弈，骰子的点数确定人员的移动个数；传球，阻截，射门，扑救的成功率都用掷骰子，然后按一定算法决定。玩起来二十二个小纸人迎风飘扬，煞是壮观。我甚至考虑过为每个球员都创建不同的人物属性来影响他动作的成功率。后来有了电脑和万恶的FIFA游戏系列，我感到了无比的委屈和悲壮。这便是许多年后看到《黄金时代》，王二看到枪炮淘汰掉自己的自动投石车时的心理。

最早的时候，我希望我有一艘船，我当船长，然后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马喆给我当大副，其他那些一起的玩伴都是船员，我们一起在海上航行，在甲板上唱着各种奇怪的歌。我很怀疑这种想法来自于当年我可能听过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但我那个时候确实又不懂得英文。十八岁那年我给自己树立了两个理想：一个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企业家，另一个是能把当时喜欢的那个女生娶回家。可惜我现在对于成功人士标签下的奢华生活不再有兴趣；而那个女生，也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

我现在的三个理想是，难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成为第一个同时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图灵奖，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入选英国摇滚殿堂的地球人；世界和平；改变世界，哪怕只是在很小很小的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