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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几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生写了个标语：XX您好，挤在人群里去天安门招摇，龙颜大喜，于是几个大学生成了无数牛b定语的后缀名词。当然，许多年后，谁也不记得他们是谁。那一年，我刚刚出生。落地时身形硕大，胎毛浓重。几个月黑毛褪去，始现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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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又一群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生写了无数个标语，挤在人群里去天安门招摇，龙颜巨怒，于是这一群大学生成了更多牛b定语的后缀名词，结果是一部分人成了Nobody被遗忘了，一部分人成了Body被掩埋了。许多年后，谁也不承认自己记得他们是谁。那一年我5岁，患有严重表演癖和演说癖，背得下全本的葫芦娃和森林王国失窃案，讨厌吃课间餐和各种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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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那年我11岁，第一次搬家。年龄太小以至于没学会留恋，年龄太小以至于不需要适应。那一年，我不记得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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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XX也成为了历史，于是所有人悲痛或者表演悲痛。那年我13岁，努力扮演或者假装扮演一个好孩子，迷恋或者假装迷恋罗马假日的安娜公主，习惯表现或者假装表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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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当大洋彼岸的两座楼倒塌的时候，分明听到了身边的欢呼身，第一次在非语文课上联想到了鲁迅所说的在日本看中国人杀头的纪录片的景象。那年刚刚17岁，除了文思如泉涌以外一无是处，写过7页的古体长诗，写过完全符合折韵平仄的词，写过肉麻到令人发指的煽情散文，写过从未被寄出的情书，写过《家》的仿写小说，写过痛骂班主任的讽喻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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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那年刚刚20岁，不想知道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喜欢靠着暖气很专注的吃花生，夏天穿背心短裤打篮球然后冲凉吃盖饭喝啤酒，冬天穿背心短裤打篮球然后不冲凉直接吃盖饭喝啤酒，鼓励恋爱的同志们，抚慰失恋的同志们，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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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整个世界被抽象成了五个奇傻无比的很GAY的小矮人，还都在头上顶着一坨一坨神态各异的大便。我,24岁，依然留恋过去，开始憧憬未来，上帝总算为我打开了一扇小窗户，但总担心自己钻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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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同学一起在小南门外边的小饭馆吃饭，点了一个香辣牛肉。估计厨子是在景德镇专门训练过的，端出来的牛肉片片薄如纱轻如纸，远比我嫂子带回来的灯

影牛肉叹为观止许多。在纠缠牛肉片的厚度和现在猪牛羊肉价格的问题时老板娘说了一句更让我叹为观止的话：

现在物价高得都活不下去了，你们学生干吗不再造反一次，反正你们8九年不是造过一次反吗。

虽然我现在明白那一年的那些事件未必像传说中的那么崇高，虽然以我的经历我也可以先想象当时的更多的大学生未必真的是在为“民主”而挣扎，虽然已经不再为国人的冷漠和瞬间集体遗忘的能力而感到惊讶，但是，从一个普通的略带市侩的中年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以及她背后的更多的普通的略带市侩的中年人们的一张张冷漠的嘴脸，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在日本看到的中国人看中国人被杀的录像，只不过这次，被杀的中国人是在为看客们争取些什么，却连一个血馒头也未曾留下。

这些人凭什么值得他们去为之奋斗？
这些人凭什么值得我们再去为之奋斗？

2.
达尔富尔。
虽然我不觉得应该把奥林匹克捆绑上政治问题，即使我发自肺腑的反对北京奥运，但是想一想：一个能够拍出《辛德勒名单》的犹太导演，对于实行种族屠杀的政府以及变相支持种族屠杀的政府作出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我们的批评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不过想想，三年大饥馑的时候平白被饿死的三千万人，那一年平白被屠戮的无辜的学生，这个政府又有人为他们说过做过些什么。一个可以向自己国民开枪的政府，有怎么会关心别的政府向他们的国民开枪；一个连自己身边人被迫害都漠然的国民，有怎么会同情地球另一端的被迫害的其他国民？

3.
逃亡——米沃什

当我们离开那燃烧中的城市时，
在第一条野径上，掉头回顾，
我说∶"让野草覆盖我们的脚印吧。
让无情的先知在火中沉默，
且让死者告诉生者所发生的事。
我们注定要生出一个新的、勇猛的种族，
免于在那儿昏睡的罪恶与快乐。
我们走吧 "于是一把火剑为我们劈开大地。

 

4.
难得跟人谈论类似的问题，结果旁边的学长说：说这个有什么用，都是废话！
没错，在这样地一个环境下所有对于身边事的谈论都是废话，因为我们没有可能去改变什么，没有希望去改变什么。
于是，我们连废话也不说了。这是好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