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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在接见首都JY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在接见首都JY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年六月九日) 邓小平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推翻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推翻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 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Java实现的硬盘文件搜索用了多线程,似乎没必要;
设了内隐类,好像用不着。
import java.io.*; import java.util.*; public class FileSearcherImple {
public static File[] rootDir; String fileName; int searchMode; Vector result; boolean[] finished; FilenameFilter fnf; public class RootSearcher extends Thread{ File root; int rootNo; public RootSearcher(File root,int rootNo){ this.root=root; this.rootNo=rootNo; } public void run(){ try{ if(root.canRead()) searchDir(root); finished[rootNo]=true; } catch(Exception e){ System.err.println("Threads Err:"+e.toString()); } } private void searchDir(File f){ File[] subResult=f.listFiles(fnf); for(int j=0;j<subResult.length;j++){ addResult(subResult[j]); if(subResult[j].isDirectory()){ searchDir(subResult[j]); } } } private synchronized void addResult(File file){ try{ result.addElement((Object)file); } catch(Exception e){ System.err.println("Synchronized Error:"+e.toString()); } } } public FileSearcherImple() { rootDir=File.listRoots(); finished=new boolean[rootDir.length]; for(int i=0;i<rootDir.length;i++){ finished[i]=false; } } public Vector searchFile(String fileName,int searchMode){ this.fileName=fileName; this.searchMode=searchMode; if(searchMode==0){ fnf=new PreciseFileFilter(fileName); } result=new Vector(); RootSearcher rootSearchers[]=new RootSearcher[rootDir.length]; for(int i=0;i<rootDir.length;i++){ rootSearchers[i]=new RootSearcher(rootDir[i],i); rootSearchers[i].start(); } for(int j=0;j<rootDir.length;j++) while(finished[j]==false); return result; } } Blog上不懂缩进!!难看~
import java.io.*; public class PreciseFileFilter implements FilenameFilter{ String fn; public PreciseFileFilter(String fn){ this.fn=fn; } public boolean accept(File dir,String n){ String fileName=new File(n).getName(); return fileName.indexOf(fn)!=-1; } } 历史是否是可还原的?历史是否是可还原的?也许这个问法并不能表达我的本意,或者说:历史是否是可确定的?也许思考这个问题比回答它更加困难。 读《一九八四》时感到最大的恐怖,并不是“老大哥”随处可见的变态的画像,而是大范围的任意的对于历史的修改。历史可以根据现在人的需要任意的改写,一切的时间,人物,事件都可以是虚构的,与历史相反的。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所有你做的事情,都可能被掩盖,修改,删除,这使得你任何所做的任何的试图改变这一制度的努力都显得如此的苍白和可笑。 乔治·奥威尔并不是在凭空虚构:这一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加的深有感触,虽然《一九八四》在创作时,并没有以中国为描摹的对象。在经历过一段非常长的畸形的历史后,我们开始认识到以前对于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常识的了解也许并不那么可靠。当然,也只是刚刚开始认识到而已。中国的近代史被修改的一塌糊涂,甚至都无法自圆其说,许多匪夷所思的谬论堂而皇之书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以至于一个稍微有点自主思考意思的中学生就可以看出其中自相矛盾。对于更早一点的历史,因为有过多的史料流传下来,简单的修改似乎无能为力,所以,强行用一种有利于统治的方式解释点评这些广为人知的事与人,取得了甚至更好的效果。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中,秦始皇吞并六国成了为“和平”而战,成吉思汗一路西侵屠城无数也只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梁山泊也成了替天行道,义和团也作了把民族英雄…… 这不由得我对于历史的可还原性产生了莫大的怀疑。中国历来的观点是“成王败寇”,连《达芬奇密码》里,倒霉的提彬爵士也说过: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看来对于历史真相的肆意修改是全世界的流行。那么我们读到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可信的?这一个问题一再纠缠着我:它使得我以前对于历史的津津乐道显得如此幼稚可笑。《史记》中明明白白的写着高祖斩白蛇起义中的“白帝赤帝”的故事,如此类似于《聊斋志异》的描写一直就被吹捧为中国史家的气节,不由得我们对于事件本身和其他故事的可信性打个问号。我认识很多人总用历史的局限性来解释这一点,然而对于事实的详尽真实的记录并不涉及太多先进的思想,而只是作为一个史官的职业操守。如果连《史记》这一部也许最接近历史的著作也不免有非历史的成分的话,那么其他如《清史稿》这些更近于为皇家服务的正史,又有多少的真实性。 比我们对于正史的迷信更加可怕的,则是我们对于“口碑”的迷信。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认定在老百姓中间流行的历史可以如实地反映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形式的历史比之正史往往更加的不可信,至少在中国如此。因为中国百姓中流行的故事本身就不是来自于百姓,更多是统治者精心策划的所谓的“真相”的故事,和某些阶层(大多是知识分子)编造的利于其自身的骗局。譬如雍正的严刑酷法伤害了大批所谓的读书人,所以直到今天广大人群仍然相信“传位于四子”和“传位十四子”故事;而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满清的诏书是以满文为准。 然而比历史真实性问题更加可怕的,是我们现在人对于历史的看法,我身边许多人,他们开始接触到一些对于历史记录的不同版本,也开始认识到那些从小被灌输的历史存在着可疑的地方,然而他们往往努力说服自己,相信本来一贯相信的事情,用尽一切可能的诡异辩解试图说服别人(尤其是我),也说服自己相信所谓的历史,相信我们一直团结善良,爱好和平,相信我们现在身处盛事,享尽太平。也有些人,对于历史的真相是漠视的: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关我屁事!对于此我总是无从辩驳的。美好的谎言和残酷的真相,涉及到太多超出我理解范畴的命题,“铁屋子”的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只是隐隐感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 历史对于我们是否真的重要?有人对我说:比如“64”,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会事,但是一定要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至今我们也记得当时只是和平劝解,无人伤亡。我只是想辩驳:历史对那些死去的亡魂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去在历史中找到先烈,我们也可能终将成为一段不存在的历史,被人强行遗忘,而遗忘者也将被抹去,只留下一个千年古国的美好神话。不过最后还是没有反驳。值得反驳吗? 鲁迅——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胡适——自由主义胡适:自由主义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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